作者：王純娟（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副教授）寫於2002年
我幾乎已經選擇拒絕浪費時間在接收台灣媒體的訊息了，目前，我認為真正還值得認真「收訊」的，只有「台灣日報」。看到「台日」七月十五日之社論，論述有關法務部長陳定南在接受「美國之音」專訪時談及新聞自由，換來的是部分媒體以批評陳定南為「獨裁心態的政客」，民進黨執政後「台灣民主的倒退」云云。事實上，台灣的媒體進行著專業上的自宮，已非一朝一夕之事，部分媒體（如中時晚報）未曾聞其自省，卻選擇在此時動作做大；中時晚報若是想起今（2002）年愚人節翌日以頭條報導「華工捐助革命：三箱金條，流落南非100年」之犧牲自己、娛樂他人的報導，不到一天總編輯就坦承引用錯誤資料，可能就會接受陳定南所言了。
其實媒體的不專業－更不要說嗜血、色腥膻了－俯拾皆是。我試舉例若干：華航五二五空難，電視記者問著罹難者家中一對稚齡的男童，問：「爸爸什麼時候回來？」記者希望得到什麼答案？她希望自己的家人被他人如此自以為是的騷擾嗎？因著空難，有罹難者家屬先前為父親、妻兒刷卡付機票費用，卻因信用卡契約、國內條文的規定，而僅配偶獲理賠，還有孩子獲最高100萬的理賠，面對家屬原以為會獲得三個人獲得全額的理賠，電視記者的結語是「只能祈求老天爺的幫忙了。」任誰都不願意碰到親人遭逢災難，尤其是驟然走掉三個親人，那種哀痛不是金錢可以彌補的；而我們一般使用信用卡也很少仔細閱讀契約內容，現在理賠金額與我們所以為的不同，但符合契約內容，那與「老天爺」何干？從痛苦的經驗中，我們或可習得仔細瞭解自己的權益，要祈求老天爺幫什麼忙？另有電視記者面對在基隆發生燒死三個孩子的嫌犯問：「後不後悔？」他以為自己是法官？警察？還是在做心理輔導？作為一個新聞專業工作者，他沒有更重要的問題可問了嗎？美國九一一剛發生時，面臨斷垣殘壁、親人生死未卜的畫面，某電視台當家播報工具對著連線的記者說：「那個很有趣¼」發生在她親人身上的話，她會不會覺得一樣有趣？美國小布希以“the Republic of Taiwan,” “both countries”指稱台灣，台灣記者們全以「口誤」評之，不知是根據對小布希的讀心術，或是根據台灣海峽對岸的指令？七月四月洛杉磯機場的槍擊事件，記者請他們在「紐約」的特派員在「當地」做「現場」的報導，紐約與洛杉磯以飛機代步亦有四小時之遙！記者除了沒有常識之外，恐有以自我為中心的「中原」心態。面對聯合報針對台灣高鐵的「報導」、「評論」，殷琪以抵制訂閱聯合報運動方得後者鬆手，假若原先的報導評論為真，為何只因可能損及其利益便停止其追求事實真相的職責？call-in節目的電話語音投票選項為：你希望「國家繁榮、富庶、政局穩定」或是「本土化」？選項的設計只能呈現設計者思慮不周延（這是多讀書可以彌補的），要不然就是有預設立場，這樣的題目可以上檯面，實不知專業訓練的效果何在。董念台、柯賜海街頭追打、游月霞露肚皮、馬英九學街舞等報導，在在都令人感嘆「記者們為什麼能篩選出無關痛癢、無關社會進步的內容來當新聞呢？」號稱行政、司法、立法之後的第四權，卻只能拿這些東西餵閱聽人，當被批評時，卻立即防衛地指責他人「誹謗」、「大放厥詞」？一個人（或是有機體）在面對批評時，若未能反躬自省，永遠認為是別人的錯，這樣的人無法承擔責任，恐怕需要心理治療了。台灣九二一發生時的執政當局面對受災者的指責，卻指是因別人不配合云云，其實他們只要有大腦、願意感同身受受災者的苦的話，就會瞭解受災者在受災初期怒氣向外是正常反應，他們若能吸納受災者的情緒，讓救災方案能夠更切合受災者的心理需要，那麼總統大選時在重建區的選票或許不會如此「哀怨」。
硬頸的人在現階段的台灣社會是寂寞的，諸如陳定南、葉菊蘭、林義雄等人，他們能夠「違逆」台灣病態的價值觀需要絕對的勇氣。在台灣，A別人的錢只要還回去就沒事，還可以大喊別人對他「政治迫害」，大家也會幫腔：「他就已經還了，不然你還要怎樣？」身著價值5000元內褲的名人，卻能大聲說出她「日子過不下去了」，繼續以自己的身體物化女性，而媒體也僅報導、而未對其扭曲社會價值觀的部分作評論。在高等學府，當權者濫權收賄遭舉發，在調查階段趕緊退休，大家說：「他就已經退休了，你就不要逼人太甚。」甚至將要獲頒榮譽教授呢！論文抄襲被檢舉，主管單位反而要調查檢舉人何以知情，或是學術主管說出「寫過論文的人都知道…文獻回顧的部分多是大同小異…」言下之意是抄襲有理。當這類的聲音還可以在台灣的媒體被正向的報導、或因其權勢而威嚇弱勢者、或大眾要以和為貴地息事寧人時，這些硬頸的人就會一直寂寞下去。但是，台灣先民能夠選擇拋棄守成心態，遠渡重洋來到福爾摩莎，台灣人的血液就繼承有革新的種子；在奢望媒體能夠「自省」、「專業」，無異緣木求魚，台灣社會要小心地呵護這些硬頸的人的「勇氣」，恐怕才是更實際的作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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